民國時期清華學人“破格”錄取的歷史考察

——兼論史實考證與歷史虛無主義批駁

近年來，國內的一些報刊媒體上時?？d一些名人在民國時期投考清華、北大等名校時，雖個別科目成績很低卻能夠被“破格”錄取的故事。那些“偏才”“怪才”的數(shù)學、英文等科目動輒個位數(shù)甚至零分的成績，還有他們被大學校長“破格”錄取的傳奇經(jīng)歷，十分吸引大眾眼球。然而，事實上這些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故事，有很多是不夠真實或全面的。針對這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故事，學術界已有一些商榷和批駁的文字，也產生了一些效果。不過，這些文字大多是征引時人的回憶來加以佐證與批評，若能夠從當時大學招生錄取制度的角度進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將更有利于消除這些曲解歷史說法的不良影響。鑒于此，筆者以其中流傳廣泛的一些清華學人的經(jīng)歷為案例，以民國時期清華大學的招生制度為基本分析線索，結合相關回憶資料，進一步辨析這些故事的失實之處。

在民國大學“破格”錄取的故事中，無論是錢鐘書、吳晗還是錢偉長、聞一多，清華學人的故事流傳頗廣。的確，當時清華大學的招生制度十分靈活，除了每年一度的新生招生考試以外，還有以轉學、借讀等形式進入清華的學生。然而，據(jù)筆者考察，這些學術大師在被清華錄取的時候并未“破格”，相反，他們的錄取過程完全符合清華大學的招生規(guī)范。所謂“破格”的印象，大部分是由于人們對當時高等教育的情況了解不夠，將當下的教育制度投射到歷史時代而導致的。

一

錢鐘書被清華校長羅家倫破格錄取的故事廣為流傳，經(jīng)久不衰，很多人深信不疑，較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說法來源于錢鐘書自己的回憶。錢鐘書是1929年被清華錄取為一年級新生的，坊間流傳的說法是在當年的入學考試中，錢鐘書的數(shù)學只考了15分。而錢鐘書自己的回憶則是：“我數(shù)學考得不及格，但國文及英文還可以，為此事當時校長羅家倫還特地召我至校長室談話，蒙他特準而入學。我并向羅家倫彎腰鞠躬申謝。”(范旭倫、李洪巖：《錢鐘書評論》)這種說法是否能夠站得住腳呢?首先，錢鐘書在回憶中并未提及自己的數(shù)學到底考了多少分，其次，已經(jīng)有學者指出，通過一些清華校友的回憶印證，這種“破格”的說法似乎也很值得懷疑(湯晏：《一代才子錢鐘書》)。我們不妨從制度層面來進一步考察1929年清華是如何招生的，以及其錄取標準究竟有哪些。就報考資格而言，1928年通過的《國立清華大學條例》規(guī)定，“國立清華大學本科學生入學資格，須在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yè)，經(jīng)入學試驗及格者”(《國立清華大學條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都有資格報考，清華的招生簡章中則對這個問題規(guī)定得更為詳細：“投考生須具左列資格之一：公立高級中學或經(jīng)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yè);國立大學或經(jīng)立案之私立大學預科畢業(yè);同等學校(如六年制師范學校，惟以公立或私立經(jīng)立案者為限)畢業(yè)。”(《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招考簡章》，《清華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1929年清華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如下：總平均分40分以上，國文、英文、算學(即數(shù)學，下同)三門平均40分以上。其中部分科目有最低分的限制：“國文要求不低于45分，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算學要求不低于5分即可。”(《國立清華大學歷年招考大學本科學生錄取標準》，《清華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因此，若錢鐘書的數(shù)學成績?yōu)?5分，而國文、英文兩科又十分優(yōu)秀，顯然符合清華對新生的錄取標準，并非是“破格”。據(jù)他人回憶，錢鐘書的成績非但不需要被“破格”，而且排名較為靠前，在清華正式錄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名第57(張亞群、劉毳：《也談大學破格招生——從錢鐘書、吳晗、臧克家上大學說起》)。而彼時的清華學生人數(shù)很少，師生關系融洽，老師單獨指導學生，甚至一起用餐都十分常見，因而羅家倫專門將錢鐘書召至辦公室，也并不能作為“破格”錄取的證據(jù)。

錢偉長的情況更為復雜，傳聞也多種多樣。最常見的說法是：他1931年投考清華時，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因沒學過是0分，數(shù)學、化學的成績也不高，中文和歷史則是兩個100分。中文考題為作文《夢游清華園記》，歷史考題為列舉二十四史的名稱。根據(jù)錢偉長自己的回憶，他的“數(shù)理化和英文基礎很差，在蘇州高中補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樣學得透徹明白。在考大學中只有文史尚過得去，數(shù)理化英文很沒有把握”，而在投考大學的過程中，他“以文史等學科補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進入大學，闖過了第一關”(錢偉長：《八十自述》)。錢偉長回憶，“我是1931年考進清華大學的，在入學考試中，由于歷史和國文考了個滿分，雖然數(shù)學、物理成績很差，還是因名列前茅而被錄取。”(錢偉長：《論教育》)錢偉長在回憶中并未提及自己是被清華“破格”錄取。此外，在1931年清華的新生入學考試中，其實并沒有歷史這一門，僅有必考的本國歷史地理和選考的世界歷史地理(《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招考簡章》，《清華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顯然，無論是必考科目還是選考科目，歷史和地理都是一并測驗的，并不存在單獨的歷史科目。而且，中國歷史地理科目中，有關二十四史的題目也僅是眾多考題中的一部分(《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年度考試試題》，《清華周刊》1934年向導專號)。錢偉長也并非這一門考試得了滿分，而是在考卷中對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數(shù)、注疏者這題得了滿分(錢偉長：《八十自述》)。另外，當年國文的考題為作文，題目是“本試場記”“釣魚”“青年”“大學生之責任”中任選一題，文言白話均可(《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年度入學試題》，《清華周刊》，1934年向導專號)，而并非傳聞中的《夢游清華園記》。綜上，可見關于錢偉長“破格”錄取的傳說不實。

另一個廣為傳播的故事是關于吳晗的，普遍流傳的說法是吳晗原本就讀于上海，后追隨胡適到了北京。他投考清華時數(shù)學考了零分，因為文史成績特別優(yōu)異而被清華“破格”錄取。而事實則是吳晗的數(shù)學的確不好，在投考清華的同時他也報了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但都因數(shù)學成績太差而折戟沉沙。但是，他被清華錄取時參加的是歷史系二年級的轉學插班考試，并非一年級新生的招生考試。在吳晗投考的1931年，清華歷史系招收二年級學生的考試科目如下：“一、黨義，二、國文，三、英文，四、中國通史，五、西洋通史，六、大學普通物理、大學普通化學、大學普通生物學、論理學任擇一門。”(《國立清華大學本科招生簡章》，《清華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顯然，其中并沒有數(shù)學一門，因此傳說自然不攻自破。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還有傳說聞一多也是因作文頗佳被“破格”錄取至清華的。其實，這件事發(fā)生于清華在湖北省的初試環(huán)節(jié)。該年的湖北省內“初試是在武昌舉行的，科目有歷史、地理、算學、英文。他的這些成績都較平平，但是一篇《多聞闕疑》的作文卻得到考官的驚異。這篇題目與聞一多的姓名有關，好像曾經(jīng)練習過，關鍵是他摹仿梁啟超的文筆——那時最為時髦的筆法，竟出自一個少年之手。果然，這篇出類拔萃的作文使他獲得備取第一名，有了入京復試資格。復試時，他以鄂籍第二名被正式錄取”(聞黎明：《聞一多傳》)。因此，聞一多并非因為一篇作文而被清華“破格”錄取，最終決定他能夠被清華錄取的是在北京參加的復試的成績。當時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選拔，首先由各省推薦，而各省內部往往由于缺乏經(jīng)驗，選拔過程各異，尚未形成一種嚴謹?shù)闹贫纫?guī)范。聞一多所在湖北省畢竟還為此事專門舉行考試，而有的省份甚至只有口試。

二

近些年來，對民國時期大學的懷舊形成一股熱潮，這些流傳甚廣的民國學術大師被“破格”錄取的故事，實際是這種“民國大學熱”的具體表現(xiàn)。這類故事在一些報刊媒體上頻頻亮相，一方面?zhèn)鞑チ耸嵉臍v史，一方面則可能令一些青年對民國時期的大學產生誤解，盲目地“心向往之”。這些“破格”錄取的故事，“不尊重歷史事實，片面引用史料”，“任意打扮歷史、假設歷史”實“懷嘩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具體表現(xiàn)之一(梁柱：《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評析》)。

事實上，這些民國時期的學術大師在偏科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被一流大學錄取，是符合當時大學的招生制度和規(guī)范的，并非所謂“破格”。民國時期處于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過渡時期，以今天的評價標準來看，當時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諸多不完善之處，而當時大學看似靈活、多樣的招生制度，實則是出于教育水平發(fā)展落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無奈之舉。

仔細考察那些民國時期“破格”錄取的故事，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所謂被“破格”錄取的學術大師，大多數(shù)是文史大家，他們不擅長的學科通常是數(shù)學、英文或物理、化學之類，而他們的國文成績則普遍頗佳，甚至不乏滿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教育在學科、地域等方面存在的發(fā)展不均衡等情況。

近代以來，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已經(jīng)無法滿足社會對人才的培養(yǎng)和選拔需求，新式學堂、大學紛紛設立。不過，近代教育的轉型尚需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因為當時大學課程中多采用英文教材，而許多理工學科對學生的數(shù)理水平要求也較高，所以彼時決定一個學生是否能夠被一流學府錄取的關鍵因素，往往在于其英文和數(shù)學的成績。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資源不僅十分匱乏，在城鄉(xiāng)、地理區(qū)域之間的分布也極不均衡。一方面，初等、中等教育發(fā)展水平落后，學校數(shù)量遠遠達不到社會的需求(蘇云峰：《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另一方面，中學作為當時人才培養(yǎng)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教育質量更是參差不齊，千差萬別。一般情況下，只有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會，或者至少是省會城市里的中學才可能具有較高的英文和數(shù)學教學水平，也只有這些地區(qū)的中學，才可能為一流學府輸送生源(梁晨、李中清等：《民國上海地區(qū)高校生源量化芻議》)?？墒?，就讀于這些大城市的著名中學，對一個家庭的經(jīng)濟資本和社會關系等方面都有著較高的要求。當時一名學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學一年的花費一般需要200～300元，而當時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過才10元左右，這般開銷自然不是普通工農家庭所能夠承擔的。如果生在鄉(xiāng)村或者小城鎮(zhèn)，往往需要有家庭、宗族、朋友等社會關系介紹，學生才有機會到大城市的中學讀書。與之相對應的是，民國時期的私塾教育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那些出身于傳統(tǒng)知識階層家庭的學生也往往容易在家庭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國文基礎。兩種因素結合起來，若生于書香門第的學生在中學階段未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數(shù)學教育，甚至幾乎從未接觸過這兩個學科，自然就會出現(xiàn)文史頗佳但英文或者數(shù)學極差的“偏才”。本質上，此種情形是由當時中國教育發(fā)展水平不成熟、不均衡導致的，恰恰意味著教育制度需要在發(fā)展進程中不斷進行革新。

有學者指出，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傳播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有其存在的經(jīng)濟和文化土壤，徹底消除它將會是一個較長的過程”，“為了更有效地應對和消除歷史虛無主義，我們需要更多地從歷史觀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武力：《唯物史觀視角下的歷史虛無主義辨正》)。筆者認為，還需要在具體史實、個別事例中與歷史虛無主義針鋒相對，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通過科學求證來戳穿其歪曲歷史真相的本質。只有將宏觀層面的理論方法和有的放矢的針對性辨析結合起來，才能夠切實提高大眾歷史素養(yǎng)，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科學的方法論，從而增強其正確辨析和自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的能力。

(作者：張銘雨，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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